思想汇
2019-10-12 08:00
近日，“治理语境中的法治与德治：经验与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京沪等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与会，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两者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展开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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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对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依据、机制、实现方式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铭教授认为，今天讨论法与德的关系要特别强调针对性。法律与道德是一个在理论上被反复研讨的话题，所以，今天再讨论此话题就应当避免重复过去的讨论，注重的应是对我们过去在一些原理上所取得的结论和共识能否有一种鲜活的运用。这就好比，我们工具箱里涉及到法治与德治的工具是足够的，关键是针对当下的需要、当下的问题，从这个工具箱里面拿出什么样的工具来做对应性的、针对性的回应。张志铭提出，要用规范协同的视角看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要发挥法律的主导作用，要特别关注法治国家建设规范性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罗传芳认为，明确德治和法治的定位和作用，需要引入一个历史视角或时空概念。她表示，从历史上看，不论东西方，在古代相对简单的生产交换条件下，在人和人之间更多地受到地域和血缘关系支配的条件下，都比较强调德性生活对人的重要性。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传统社会更多依赖道德和伦理，而现代社会依赖的是契约和法治。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在现代社会法治不仅不影响道德，它实际上还会帮助道德。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两者的优劣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传统与现代社会需要的不同。在一个古今中外的大视野下，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到德治和法治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各自的定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则认为，今天讨论法与德的关系，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法与德的功能匹配与功能协同上。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开车的人都知道，齿轮能不能结合好，实际上就是看不同齿轮之间能否有一个好的功能组合，不能说哪个齿轮更重要，关键是看功能组合是否和谐。他认为，德和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但要组合好并不容易。对此，他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即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功能各异又异曲同工；依法作为，以德为辅，同向运行又协同互补；依法作为，以德修身，各管一端而又表里如一；法治规范，道德教化，目标一致又各有侧重。
不少学者非常关注中国法治历史经验对今天处理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借鉴意义。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认为，中华法系成功运行了2000多年，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德主刑辅，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重点治吏、扩散既得利益感觉至每个家庭，大大降低了贯彻有限法治的社会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李红勃教授认为，德法相济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选择。今天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推动法治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相结合，比如，我们对司法有两个目标，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社会效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舆论。如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呢？那就涉及到情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关系。
复旦大学法学院潘伟杰教授则提出，中国面临的是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复杂的交叠性的问题。对法治中国建设来讲，要回答一些核心的问题，比如，我们应如何去正面看待人的社会性的问题？我们应如何形塑国家治理的中国观的问题？我们在一个有效的现代国家的基础上，怎么样走向一个有生命的现代国家？在此进程中，话语权的问题、制度竞争力的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都会成为越来越被关注的话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国希则表示，法与德都是社会的价值形态，这是二者结合、相济、相提并论的根基。法与德的讨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比如对当前的法治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就非常有帮助。如今，高校有《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基础教育里也有《道德与法治》课程，弄清楚这个问题既对高校教学有重要作用，对于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与会者还就“法的价值及其实现”“礼与法”“良法善治”等专题展开深入讨论。很多与会者认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是在“最好的法”之治与“最好的人”之治两者间进行二选一，道德和法律并不是对立的社会规范，而是相互支撑相互协同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协同的机制。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研究”课题组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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