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安全是国家的重要价值,也是国家的逻辑起点。在民族国家时代,由于对抗和冲突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国家安全既不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合约”,也不是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缔约”就可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国家安全始终同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体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所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对这种环境性质的认知、判断和采取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在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诸项内容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核,而政治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历史造就了中国”“世界走入了中国”和“政党改变了中国”三个逻辑命题规范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也规范着中国的安全理念和战略,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国国家安全建构的历史、结构和行动维度。
作 者: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摘 要: 城乡不平等是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收入、财富、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中国城乡存在典型的不平等事实,独特体制性因素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基于权利分析视角,城乡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体制秩序转型过程中城乡权利开放的差异,以此有别于结构主义理论对城乡不平等的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权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独特的二元体制致使农民的权利开放落后于城镇居民,进而导致二元结构加剧和城乡不平等扩大。消除城乡不平等,应摒弃单向城市化与重蹈乡建的城乡二分思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要素双向流动,通过乡村产业革命、产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重构“人地业村”系统等方式,持续开放农民在农村和城市的权利。
作 者: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昊泽(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摘 要: “活着”是人“在”世的第一个前提:具有生命形态,是从事其他活动的基本条件。除了劳动这种社会形式外,自然层面的人欲构成了生存的内在动力。作为人的原初规定,人欲与人的感性存在相关。“活着”固然是人存在的前提,然而,在“活着”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并没有根本区别。人不同于动物的主要之处在于:动物始终只能以其物种所限定的方式生活,人则总是追求活得更好,并且实际上能够以更好的方式生存。更好的生活,离不开人自身的多样努力,后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不同的创造活动。意义的生成基于人自身的作为,有意义的生活,同样离不开人的作用。个体的存在总是有限的,好的生活或有意义的生活,同时涉及这种有限性的扬弃。人诚然无法让生命永存,但却可以使自身创造的文化影响恒久延续。在人类活动的多样展开中,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与生活意义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将不断得到扬弃。
作 者: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摘 要: 通过对屈尔佩思想(批判实在论)和拉斯克思想(先验逻辑/先验观念论)以及二者背后的洛采哲学的深度汲取,早期海德格尔进行了一种“在更高统一性中共同扬弃先验观念论和批判实在论”的努力,他对康德哲学的最初定位也因此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从认识论定位转变为存在论定位。正是从这种变化而来,青年海德格尔走上了通过“判断问题”来追问“人与存在之关联”的道路。这条“判断问题”的道路是早期海德格尔对“人与存在之关联”的追问之路,也是对“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关系的追问之路,为海德格尔的整个“康德阐释”乃至本己思想道路提供了深刻的开端根据。
作 者: 张 柯,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 璐,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摘 要: 科学发现是凝聚了科学共同体集体智慧的重要载体。随着技术进步,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发现在突破科学研究的原有框架、构建科学研究的新定义、促进科学研究发展进程和机制迭代、重构科学研究方法论、重塑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性等诸多方面给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带来了挑战。科学共同体在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发现的实践中,通过构建“人机融合”的本体论、“人机协同”的方法论、“多元嵌入”的认识论和“人机对齐”的价值论,形成了弱人工智能阶段的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作 者: 黄时进,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 要: 理解秦如何崛起为战国七雄之一,对于认识秦统一与秦王朝的形成意义重大。其中,秦与晋、魏的河西之争是认识相关问题的重要线索,可从历史叙事、政治地理视角重作考证与揭示,并将春秋、战国秦史贯通整合。秦穆公“东竟至河”实现较早,东进的目标实际是晋南、豫东,求入中原。晋惠公背约并非“河西八城”,而是河外列城及河东邑。《史记》所见“河西八城”“献其河西地”“秦地东至河”等历史叙事,出自后世建构,并不可信。春秋是天下秩序变动——天下中心衰落,周边崛起;战国是诸侯国秩序变动——诸侯国中心衰落,周边崛起。战国时期秦也现大臣干政,君位数易。《史记》“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之说,同样体现一定的叙事建构,包含对怀公系之外其他秦君执政的否定。战国前期,秦对外用兵积极,因魏文侯复现晋献公之势,至简公反失河西。献公、孝公改革用兵,实皆追迹穆公,并抑制权臣。惠文君收复河西,置上郡,县义渠,超迈穆公霸业,由此称王,开启秦争天下之新章。
作 者: 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
摘 要: 考察历史思辨的古今之变,应兼顾“过程”与“主体”两个维度。西方进步论和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件大事。王韬一方面构建了一种复合型的过程论,另一方面在主体论上接受了“国”的视角,从而对两者都有回应,在19世纪后期中国历史思辨的变迁中有代表性。借助衰退论的普遍历史开端论,他暂时脱离了华夏中心主义的窠臼,得以构想一种新型的“普遍—特殊”方案,并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通过改造传统循环论,王韬把现代世界理解为“万国”,其中诸国各自循环、生灭无常,又难以察见总体上的趋势。描述盛衰兴灭的“小循环”提供了一种民族历史叙事,它既巩固了承担这一循环的“国”的主体地位,也表述了一个无法用进步论充分表述的目标——“复兴”。通过对传统“大同”观念的未来化,他获得了一种对民族—国家体制的批判性视野,这种批判意识所指示的出路,则是向传统“天下”结构的复归。借助基督教神意史观和传统循环论,王韬为上述历史构想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论证。他从民族历史和普遍历史的双重视野观察时代“变局”。根据前者,中国处于新一轮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根据后者,世界正站在从“万国”到“大同”的转折点上。王韬认为,这两种变局有内在联系。
作 者: 鲍文欣,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 德意志审美启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存在多种范式的更新。鲍姆加登的“美学”,旨在促进哲学启蒙,让理性主义的方法论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莱辛则修正了理性主义美学,使之服务于市民群体的实践理性培育。此后的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则试图编织民族的“新神话”,让诗性的创作和阐释介入意义生成的过程,缔造新式审美启蒙范式,让哲学变成可感性领会的公众文化资源,进一步实现共同体内部的伦理建构。抒情诗人进而成为了审美启蒙乃至于民族自决的引导者。这种“新神话”对20世纪美学有巨大影响,但依然存在着理论上的问题。
作 者: 冯 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摘 要: 对于茅盾1921年8月携《小说月报》向自然主义转向这一事件,学界根据现有的茅盾书信和胡适日记等史料,认为胡适的“劝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结论失之武断,对这一事件的完整事实及其整体性文学史意义有所遮蔽。茅盾早期文学思想复杂多变,经他理论再造的自然主义与胡适的写实主义难以归同。始终着眼于中国文坛整体走向的茅盾在其早期文论中早已排定了倡导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的“序列”,自然主义转向更多的是茅盾对这一计划的适时推进和主动选择。此外,在胡适日记和茅盾书信中,还隐藏着寓于“劝”“听”之间的一场观念交锋。对这一事件的辨析,将显影西方理论介入“五四”文学论争的独特方式及其本土化再造的生成路径,由此带来对“五四”文学生成机制的深入理解和对相关文学史叙述方式的重要反思。
作 者: 赵京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摘 要: 社区应急对于整个风险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然而社区应急仍然存在应急制度、应急能力、应急力量、应急保障等“失灵”现象,特别是应急“脱耦”和灾后恢复重建弱化两个突出问题。运用韧性治理理论的新视野分析,梳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的问题与瓶颈,有利于探究韧性社区的应急规律。研究发现,时间、空间和物资三维构成整个社区应急的韧性生态系统,适应性启动、自组织和资源策略是社区应急的行动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制度环境、全过程管理和能力建设是韧性社区应急实现的基本条件。
作 者: 解为瀚,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汪伟全,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 在“双碳”目标下,发展绿色金融成为中国推动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方式。基于2010—2019年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显著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提升企业环保意识、缓解融资约束加大绿色投资、提高生产率等渠道来实现企业碳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ESG表现和经济绩效,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赢”。进一步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处于一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基础制度规制更强地区的企业能更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作 者: 张瑞涵,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周亚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 要: 虽然调查数据显示近些年来中国民众对就医或住院过程的评价已出现好转趋势,但公众自身的实际感受并不一定与此同步。这与现代医学强调医疗体制和技能提升以改善医患关系的医患信任塑造模式有关,这一模式未能充分满足患方就医时的多种情感诉求,也未能充分彰显医方的情感照护技艺对患方情感信任的促成作用。基于A市某医院儿童血液病中心的参与观察研究发现,医方常在医院的制度化安排之外为患儿家长提供情感支持,以助其减少消沉情绪、缓解治疗恐惧和歧视感知、宣泄负面情绪,或是帮助无法治愈的患儿家庭以更少的痛苦走过生命的最终阶段。这些情感支持可直接提升患方对医方的情感信任,进而促进其对医务人员及其所在医院的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也使医务人员自身获得情感的慰藉和职业的成长,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但是,医方情感支持的实现具有高度的人格化特征,是一种需要长期习得且难以标准化施展和迁移的“手艺”。在现有医疗体系下培养一种不完全基于治疗效果、充分尊重治疗过程中情感付出的治疗文化,还需要持久不断的反思与努力。
作 者: 吕小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王 丛,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讲师;汪新建(通讯作者),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
摘 要: 不同地区劳动力与土地剥离程度以及工商资本与集体土地的结合程度的巨大差异在我国形塑了三种农村集体经济类型:紧密型城乡关系支配的分配型集体经济、过渡型城乡关系主导的中介型集体经济和松散型城乡关系影响的社会型集体经济。不同类型集体经济在实践中遵循不同的运作逻辑且呈现出发展路径的区域差异:分配型集体经济建立在工商资本持续下乡的基础上,集体组织与集体成员围绕集体收益分配进行博弈;中介型集体经济随本地农业现代转型应运而生,集体组织与承包者、经营者围绕农业生产效率最大化形成在地化互动;社会型集体经济在相对贫困持续约束的背景下形成,围绕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服务展开社会治理成为其核心内容。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丰富的实践进行类型化提炼与分析,在中观层面,能为不同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在地化发展模式提供理论依据,还能进一步展现农村集体经济助力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
作 者: 孙 敏,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摘 要: 法律一般性是指法律规定行为的一般类型及其处理方式,并普遍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群。在理想状态下,同案同判是法律一般性经由司法裁判的逻辑结果。而在实践中,面对必然存在的障碍,同案同判无法总是成为逻辑结果,相反,需要将同案同判变为司法要求,以形成一致性判决,进而实现法律一般性。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同案同判的制度化可以进一步推进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一致性,这种制度化不是对依法裁判可有可无的补充。同案同判有其独立于依法裁判的价值,错误判例获得遵循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案同判的价值基础最终还是回归了法律一般性。
作 者: 陆幸福,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比较法律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摘 要: 实践中类案不同判的问题日益严峻,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中国特色案例制度的建立就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类案运用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需从观念、制度和方法上扫清障碍。为此要明确不同类型案例的效力指向,指导性案例效力的特殊性源自受较强形式权威与理性权威的共同保障,其他案例的规范性效力更多由其内在的实质合理性所塑造。在类案运用过程中,需要贯彻类比的比较思维,尤其是学会准确判断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只有确证前案与后案存在实质相似性才获得了运用类案的基本前提。参照类案时应将类案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把裁判规则与案件事实、判决理由及法律适用联结起来,以裁判规则限制法官的裁量恣意。此外,还应注意类案同判原则具有限度,要正确对待司法裁判的多样化和差异性,避免僵化地将这一司法理想推向极端。
作 者: 孙海波,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
摘 要: “应当参照”是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衔接了类案同判的制度目标与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方式。“应当”标志法官适用指导性案例的义务,但“应当”受“审判类似案例时”的限定,使得指导性案例适用义务转化为附条件义务,所附条件即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相似。“参照”并非指称类比推理,而是标志法官根据相似的判断结论,以及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差异点,适度变通指导性案例适用于待决案件的裁判后果。有机组合“应当”与“参照”的“应当参照”就是指法官以指导性案例为标准,能够适度变通的类案同判义务。
作 者: 雷槟硕,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 往 期 推 荐 -
吴 震 |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杨东东 | 语言何以能够有意义地指向世界? ——基于伽达默尔语言—事物关系的思考
晋 文 郭妙妙 |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渠嵩烽 | 论东林学派对“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的美学接受与创作实践
释启鹏 | 作为世界秩序“底层逻辑”的世界市场 ——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济基础